在《吐槽大会》大张伟那期，脱口秀演员池子讲过这么一个段子：

“有人说大张伟抄袭，大张伟老师就说——‘我是音乐的裁缝。’我觉得你当裁缝可以，你自己买布行不行？人家都做成衣服，你给别人剪了，你是裁缝？”

别人用自己的作品说话，有人却用别人的作品说话，这一情节并不仅仅是脱口秀的梗，也可能与判例扯上关联。

据《知产财经》报道，不久前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爱奇艺诉字节跳动侵害《延禧攻略》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作出判决，认定后者涉案行为构成侵权，偿付原告损失及诉讼开支共200万元。

所谓侵权，是字节跳动未经授权，在爱奇艺网络独播剧《延禧攻略》上线后，通过今日头条App的信息流推荐技术，将用户上传的截取自该剧的短视频向受众传播。这些剪辑后的碎片不仅破坏了作品完整性，而且侵犯了网络发行方爱奇艺的商业利益。

《延禧攻略》艺术价值如何暂且不论，没有争议的是，该剧网播期间是现象级的爆款，侵权视频的单条播放量，最高达到110万次便是例证。侵权方纵然可以辩称“片段由用户截取，自己只是网络服务提供商”，但法院认定，它正是盗版行为的最大受益者。

在平行时空，也有腾讯视频和字节围绕《斗罗大陆》和《亮剑》的侵权反诉案，最终是以双方阻止侵权视频传播而收场。

因此，上面那个案例对行业的指导意义体现在：这是国内首例出现了赔付金额的“算法推荐案”的判例——而且是短视频败诉，这对于近年互联网热议的“长短视频大战”的走向，以及信息技术无远弗届的今天算法的注意义务，已然是辕门立下一木。

无论爱奇艺发布2021Q4及全年财报的数据究竟如何，相信这一案件如能产生推广效应，都将在一场舆论押注悬殊的“长短视频大战”中极大振奋长视频的士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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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文互联网上，“视频博主”将影视作品进行剪辑、拼接、搬运，以及未经授权“二次创作”的历史由来已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胡戈的《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》，以及“老湿”朱子奇对烂片的吐槽。

如果说上述剪辑在某个阶段尚有正面价值——如提醒创作者重视观众，在长视频推行会员付费模式后，事件要义理应转向——观众也要尊重创作者。

何况门户时代的剪辑，无论出发点还是朝向，都和当下的剪辑截然不同：前者是在甄别“劣质”内容，体现了草根意志对精英话语权的回应；而后者是在搬运“优质”内容，并借此窃取流量变现的密码。

用央视《正点财经》的话讲，这种剪辑式搬运的目的，是通过热门内容快速获取流量支撑，然后搞直播带货。其变现空间之大，如同网上经常会出现的推文——《我把xxx搬到xx，一天收入x万多》，从事影视剪辑的视频账号，粉丝量高的可达几百万，还出现了教人剪辑的教程。更有甚者，粉丝5万以上，即可在首页设置“找我官方合作”入口的接单。

页面还晒出收入账单

《2021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》显示，2019年初至2021年5月，12426版权监测中心累计监测到300万个侵权账号、1478.6万条二次创作侵权与416.3万条原创侵权短视频，点击量共5.01万亿次，按万次点击10元计算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.1亿元。

对于盗播侵权，影视行业有过不少倡议，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去年的“世界知识产权日”前夕。2021年4月9日，包括正午阳光、华策影视、新丽传媒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在内的70多家影视公司、长视频平台及从业者发表联合声明，抵制网络短视频的侵权行为，呼吁责任方提升版权意识，建立“先授权后使用”的良性生态。

而“算法推荐案”之所以在近日促成有利于长视频的宣判，或与行业联合呼吁之下、去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出台的《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》相关。

2021版《细则》中写道：未经授权，不得自行剪切、改编电影、电视剧、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。

虽然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，相似的侵权案换个法院审理结果可能迥异，但在短视频对影视内容的盗版与软盗版现象屡禁不止的当下，有这样一个判决作为指导性案例，对长视频无疑是一场及时雨，对资本市场重新审视视频战争的未来格局，或许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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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大众层面，以往对这类事件保持缄默，是因为艺术作品盗版与否其实很难判断，不是难在道德上，而是难在认知上。

以电影为例，正盗版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中间地带，不是正版，并不意味着属于盗版，而是叫做资源。一个比较公允的理解是：只有当该内容被国内发行方支付费用引进之后，理论上才构成侵权，盗版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相对概念，如果没有正版，也就无所谓盗版。

这个困境放在海外也一样，留学生和华人想看中国电影，却缺少正规的线上观看渠道，只好搜资源网站。而当相关权利人引进该片时，通常会以区域版权代理的身份向网站发函，要求对方下架单片资源，以达到版权保护的目的。

这套“通知-删除”的流程缺乏效率，但碍于极为复杂的客观因素，它是业内惯常操作。事实上，在前述《延禧攻略》一案中，权利人也持续通过预警函、律师函等多种形式告知删除，作为侵权方的平台在知晓情况后，所采取的措施，并不符合有效制止、预防侵权的实质要求，这才有日后的对簿公堂。

综上所述，如果说进口内容的盗版界定尚处文化盲区，可国内短视频对国内长视频——尤其是对后者定制内容和自制内容的盗版，则从一开始就是事实清楚、性质明确的。短视频在漏洞下薅走的羊毛，自然就成了长视频的损失。

剪辑式搬运

相比于电影这种有过一轮院线发行的产品，剪辑式搬运对于剧综以及主要依托剧综营利的长视频平台，威胁本就更大。

在短视频内搜索2021年热播的《觉醒年代》《功勋》等剧，会大量出现盗用版权素材二次剪辑的解说片段；而去年由郭麒麟、宋轶主演的《赘婿》，热播期2/3的盗版都来自于短视频；还有剪刀手热衷的《甄嬛传》，这部原本76集的古装剧被剪成223集，最高一集点赞量高达32万。

一般情况下，合集内片段时长会在几分钟到半小时不等，一个母集下面会有几个子集，依照顺序看完子集，也就相当于看完整集，在评论区中，“哥几个又来追剧啦”的留言经常赫然在列。这些账号每获得一个流量，也就意味着“爱优腾”少一个潜在会员。

众所周知，长视频每年数百亿花在内容制作上，自制或是为版权方支付网络独播费用，杠杆非常大，与之相对的，那种低成本、高收益地持续盗播专业影视内容的行径，既破坏了知识产权，也干扰了影视行业的正常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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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要谈这件事，是因为我看到网上一些互联网和传媒股的观察者长期以“唯数据论”来衡量长短视频，并动辄得出长视频不是好生意、注定被短视频替代的结论，深感这些观念对读者的误导。他们的文章纵然堆满数据，“短视”思维却溢于言表，更是影视内容的门外汉。

《奈飞文化手册》里有一句话——“人们把数据当成了答案，而不是提出好问题的基础。”文娱行业是数据说了最不算的一个行业，连硅谷的Netflix用大数据拍《纸牌屋》都不过是讲给资本市场的故事，真正的核心是它争取到了握有原作改编权的大卫·芬奇来当制作人。

市面上与“视频战争”相关的观点，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。

首先，如果一门生意是寄生在另一门生意合法收益的基础之上，那么前者纵然是一时的“好生意”，最终一定难言长久，而它“规范”的过程，也就意味着“祛魅”的必然。

其次，有些观察者很喜欢混淆概念，权利人一提盗版，他们就跳出来说这些被盗版的内容很烂，所以侵权有理、盗版无罪。这是一个流氓逻辑：强调内容烂就活该被盗版，就好比在说一个人瘦弱就活该被抢。更何况持有这种逻辑的人认为的烂内容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可能恰是好内容。

第三，这些人经常渲染“会员的本质都是不想看广告，愿意花钱的人越多，就说明愿意看广告的人变得越少”，这句话乍看是对的，可如果你了解美国有线电视的发展史，就会明白这一结论大错特错。会员的本质不是不想看广告，而是想看好内容，如果内容差，纵然零广告，谁要花时间看呢？

在长视频的历史上，比起动动鼠标或等十几秒就会消失的广告，真正影响到内容质量的，是赞助商决定拍什么样的内容。而会员付费模式确立的基石，就是摆脱对B端的依赖，向C端提供真正的好产品。

第四，中信证券传媒分析师肖俨衍曾一针见血地说过：“不能单纯用互联网思维看长视频，它不是简单的MAU（月活）生意，而是中长期的ARPU（每用户平均收入）生意。它不是短期风口，而是长效赛道。”

言下之意是：不要关注长视频变现的速度，而要去预估它变现的深度，随着内容深度和广度的提升，长视频仍有极大的提价空间。反观那类野生专家，动辄批评平台买版权剧，收入赶不上亏损，动辄以短视频日活、月活的增长迅速来套长视频每付费用户平均收入的增长缓慢，可以说批评都批评不到点上。

相对于Netflix等海外流媒体，国内长视频长期亏损的原因与其说是成本支出过多，不如说是内容寿命过短。Netflix真正做对的地方，是它采购的内容经得起时间检验，4年摊销90%内容成本的底气，是这个剧能确保被观众青睐4年。

比起流量内容的爆款，质量内容的长尾才是行业最应关注的存亡之道。

海外流媒体对经典版权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

近两年海外流媒体战事打得如火如荼，你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华纳传媒的HBO Max还是NBC环球的Peacock，成立第一把火就是把《老友记》《办公室》《白宫风云》这些经典剧的发行权收回去，坚决不续租，给Netflix来个釜底抽薪。但如果这些剧是Netflix自制的，就能避免这个麻烦。

所以，要么你拿下《老友记》，最好是你拍出《老友记》，当然这一切的前提，都是盗版要解决好。

最后，我从不认为长视频真正的阻碍是短视频，或是游戏、直播。绕开房间里的大象，只去挑平台和创作者的纰漏，所言轻于鸿毛。

04

一种观点认为，国内发展PGC（专业生产内容）是没希望的，只有UGC（用户生产内容）才有希望。这种说法不仅短视，而且不负责任。

考虑到当下的互联网环境，短视频的商业模式固然有其优势，但任何一个拿短视频与长视频做比较却不考虑其不同点的分析，都犯了原则性的错误，你看海外很少有人真拿YouTube对标Netflix，因为一个是广告型视频点播AVOD（Advertising Video on Demand），一个是订阅型视频点播SVOD（Subscription Video on Demand），一个做广告生意，一个做会员生意，只在抢占用户时长上有交集。

用个不恰当但很能说明问题的假设：如果短视频每月也收25-30元的费用，你看它数据会不会断崖式下跌？当然，它的商业模式决定这件事不会发生。

短视频的商业模式，用纪录片《监视资本主义：智能陷阱》的话讲就是：“因为我们不必为这些产品付钱，广告商为我们使用的产品付钱，所以广告商是顾客，我们（的习惯和偏好）就成了被销售的商品——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，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。”

虽然我前面说，短视频不是长视频的拦路虎，但在盗播问题上，它又的确成了吸血鬼。如果没有专业的影视综做出来，短视频的内容库会受到贬损，所以，不是长视频需要短视频去做宣传，而是短视频在利用长视频牟利。所谓“剪辑式搬运替剧集做宣传”的说法，当然是不成立的，因为你无法证明人们看到片段之后就去给视频网站充值了，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。

市场上诸多短视者对长视频的态度，颇像一些男性对女性的态度：一方面希望女性无条件为家庭付出，一方面却又不珍视她们的劳动。很多女性不愿做家务的怨气，正是来自于其付出没有受到尊重。

至于短视频行业对PGC内容的合理使用限度，其实不乏参考。

TikTok支持的视频长度最多60秒，而且网站设有直接投诉渠道，如果一个账户内多个内容受到侵权投诉，平台可直接关闭该账户，惩处率高达85%。而国内短视频上传视频1-15分钟的长度，则成了孕育盗版的温床。

2007年，握有派拉蒙、CBS、CW、Showtime控制权的美国传媒巨头维亚康姆曾向YouTube索赔10亿美元，起因是后者站内存在大量未经授权的二次创作。因为这件事，YouTube的母公司Google投入研发Content ID系统，如果检测出用户上传的视频包含版权内容，会提供给权利人禁播、查看数据分析和分享广告收入三种处理办法，基本克服这一顽疾。

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，最优解当然是获利者主动向权利人支付费用，把一部分所得分给版权所有方。视频行业也需要先富带后富，走向共同富裕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个钱是否不必交，因为影视内容在短视频站内占比很低。《晚点LatePost》曾考证，截至2020年中，抖音3-5分钟的短视频中，PGC内容播放量占比为8%，相比之下，B站这一数值是7‰，微博仅4‰。

但另一些研究则发现，影视内容对短视频KOL增长与粉丝增长的贡献率明显。克劳锐数据研究院显示，2020年抖音增长前10的KOL贡献榜单中，影视KOL增长率达到62.65%，仅次于社会新闻和生活记录；影视粉丝增长量达到9.35亿，仅次于社会新闻、搞笑幽默和游戏。

卡思数据对抖音账号2021Q2的统计

卡思数据对抖音2021年第一季度涨粉最快的500个账号做了调查，也发现影视内容占比增加明显，为11.6%；而当它在去年第二季度将基数扩大至1000个账号后，发现这一比例达到了14.4%；第三季度同样的观察基数，影视类排名掉到第二位，仍有12.8%的份额。

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咨询公司只是公布了数据，但其实归类的标准才是最关键的。在剧情、搞笑、名人等区间，其实可能有大量影视综内容的混同。比如华纳兄弟的电影《小丑》，在与赵本山、范伟的电视剧《马大帅》结合之下，被用户大量二次创作，你说它是被归到影视还是搞笑呢？试想，用户在剪辑一款包含历史元素的游戏视频时，有没有可能截取相关的影视片段呢？

假设最极端的情况下，长视频说我连版权费都不要，也不查看用户数据，我就是不让你用我的内容，那UGC里最精品化的一类会不会立刻黯然失色，答案是一定的。所以，不是长视频离不开短视频，而是短视频离不开长视频。

我想说的是，即便影视内容在短视频占比就是10%左右，这些内容对后者真正的贡献，也远不是数据体现的这样。

05

“专业生产内容”真正的意义在于文化。

文化价值为平台提供了风险缓冲带。短视频上有大量专业生产的影视内容，有大量访谈栏目和纪录片的截取，就会使平台整体显得多元。

这里尤其需要区别的是，多元和丰富是不一样的。多元的意义在于有更多不同的价值，而丰富则是同一种价值的聚集叠加。任何一个内容渠道，如果完全失去了文化价值的庇佑，它就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剩下的东西是否足以登堂入室。

不少内容平台做到一定规模之后，会发现增长到了瓶颈，是什么影响到增长，其实是文化。文化过于狭窄，过于单调，就很难带动新的增长。因为市场对于你的调性已经认死了，和某个标签深度绑定，甩都甩不脱。

资本市场迷信的垂直和聚焦，商业上当然有效，但在更广的社会层面和更近的现实层面，它也意味着不可控和不可知的风险。一个互联网内容社区的调性越聚焦，也就意味着它从始至终只有一道护城河。而当护栏本身出了问题，那可是连拆都来不及的。就有可能从发展问题变成路线问题。

过去一些年，不少行业其实并没有把文化当成盟友，有些是把文化作为一种调剂，有些则干脆放弃这种价值。直到某天一个屡试不爽却无益于社会、公众的生意，幻化成一个“琴歌不自爱，受贬无人听”的故事。

而当平台想要短时期变得多元，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，因为多元或狭窄是潜移默化、长期形成的，不可能一举扭转。太急，就不是事倍功半的问题，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何况只有平台想转，也是没用的，因为用户可能不想，用户已经习惯了不兼容，习惯了党同伐异，这些被算法投喂的人，未必都有自己的意志，却一定都有自己的惯性。

文化这道护城河很难建立，但建立之后却又很难崩塌。在《十三邀》里，许倬云这样形容他的历史观：“个人的地位最小。最短是人，比人稍长一点是政治，比政治稍长一点的是经济，比经济稍长一点的是社会，时段最长的是文化，更长的是自然。”

一个向善的社会，不能总为了追逐短期目标，放弃更长远的归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