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3-16 17:38:12
阅读 794
近一年,互联网大厂们有多次裁员消息传出,在梳理人才组织架构中,“降本增效”成了主流趋势。近日,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被爆料预计将裁员10%-30%。与此同时,热门中概股在3月12日再次迎来暴跌。
有行业人分析,互联网行业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过去。
对于部分身处其中的大厂员工来说,过去牟足劲想要占据一席之地,现在面对着精力衰减、难以晋升的现实。尤其到了35岁+的年龄,虽然鲜有企业明文规定年龄限制,但跳槽求职难度明显加大,让他们意识到,互联网行业更像在吃青春饭。
人到中年,如果没能晋升到更高阶的管理层,有的人仍会在一线城市寻找机会,有的人则在理性思索后,选择回家置业。
回到二三线城市,并不完全等于溃败逃跑。
近年,地方产业正在整合升级。比如在贵州贵阳,华为软件开发云项目落地此处,在安徽合肥,有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、新能源企业阳光电源、半导体科技企业长鑫存储等。这些崛起在准一线和二三线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,或能为中年互联网人提供职业迁移的机会。
同时,囿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高人力成本,互联网大厂更愿意将部分业务拆分到二三线城市。以字节跳动为例,除在北京建立总部,在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长沙等新一线城市,均设立有分公司。
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2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》显示,高线城市人才粘性更强,但与2019年春招市场人才流动情况相比,新一线城市正在替代一线,成为低线城市人才流出的首选地。
报告分析,造成这一现场的原因在于,近几年,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在人才落户、薪资待遇、配套保障等方面正加大投入。
回家置业,能让中年互联网人迎来事业第二春吗?
一、中年互联网人,家乡再就业
一线城市人才供应充足,互联网行业业务迭代快,卡在公司人才组织中间的中年人,进退两难。
周黎去年刚过完30岁生日,就在教培行业下岗了。没做好失业准备的他,匆忙入职了一家北京互联网效果广告公司。
试用期三个月,周黎感觉工作有点吃力,很多专业知识需要重新学习,而且同级别的同事大多是95后,自己在体力和网感上也没有竞争力。不过,在转正述职演讲上,凭借多年教培老师练就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气场,他顺利通过。
述职两周后,一位主管找到他,表示希望他跟随自己去成都设立分公司。一来,周黎多年职场经验可以迁移到其他岗位,二来也看中他是成都人,对当地的环境熟悉。“如果回成都,可以直接让我负责小组业务。”周黎对我们说,这一点是最打动他的。
周黎梳理了自己在北京的6年职场路,研究生毕业后,他从地产行业跳到教培,现在再次转换赛道,已经比同年龄人落后很多,继续待在北京要有突破太难。第二天,他就回复主管,愿意回成都。
现在,周黎在成都独立负责两个独家广告代理商,能直接和平台方对接。“如果在北京总部,至少需要入职一年且表现优异,才能轮到自己操盘这两家平台的业务线。”
从职场跃迁的角度来说,一些处于职业瓶颈期的中年人,与其在一线城市做“螺丝钉”,不如回家乡独当一面。
在重庆工作的猎头邓刚对我们举例,重庆有一家发展得非常快的MCN公司,老板是重庆人,有80%的中层员工来自沿海城市,其他基层岗员工,则在当地招募。他说,用“一线城市的管理人才搭建公司架构,再在当地招募一线业务员工”的模式,在重庆是一个新趋势。
从他的经验来看,在北上广工作过的技术部工程师,如果综合能力不错,即便是基层管理者,回到重庆,至少可以升级为管理一个部门。“这类升职的求职者,甚至在一线城市的薪酬基础上,还可以涨薪30%”,他说。
在二线城市某人工智能企业工作的数据分析师刘彰,在小红书和知乎开通了个人账号,日常会发布一些当地的就业信息,给一些待在一线、想回二线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介绍工作。经他介绍成功的有三五人,会在一线城市的薪资基础上普遍降薪30%,但能力突出的,能实现职位上升,也有人能加薪。
他对我们表示,他现在的部门主管30岁,最开始在这家公司工作,中途到北京工作三年,又回到公司。这期间,他从一个产品经理升级到产品总监,利用去北京的三年时间为履历镀金,实现了跃迁。
对于普通员工来说,没有碰上高跳机会,回到二三线城市,内部转岗也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。
一位字节跳动的员工表示,公司内部有一个员工薪资排名,“如果你在一线城市的工资排到公司前30%,调到分公司也会按照当地企业员工排名前30%的薪资水平来算”。
刘彰所在的部门,有二十来人。他发现,部门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员工占50%,包括产品经理、产品运营、数据分析师等岗位。据他了解,从一线城市转岗回来,薪资大约降30%,而通过社招求职,薪资可能只是在一线城市薪资的一半,前者要更划得来。这也是一些人,愿意从一线城市调回来的原因。
二、薪资腰斩、岗位难匹配,回家路也不好走
有得有失,要想享受回家的安稳,这些中年互联网人,也得舍弃一些东西。
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降薪。
因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,邓刚提到,相较一线城市,中年互联网人回到新一线、二线城市,普遍会下降30%的薪水,甚至有些人会面临薪资腰斩。
这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。刘彰告诉我们,同样的岗位,在北京上海能给到三四万月薪,他所在的省会城市,求职者过往经历和应聘的岗位匹配度高,且能力突出,能给到的月薪是两万多。
不过考虑到一线城市生活成本更高,这个变化不少人能接受。但更多人面临的情况是,找不到合适的岗位,“可能薪资就只有一万多”,刘彰表示,这让很多从一线城市回来的互联网人接受不了。
他的一位同乡,30多岁,曾在教培行业做运营,向他咨询过当地的工资,在得知回来只能拿一万多月薪时,对方依然选择留在北京。
回家就业的第二道坎,则需要调整对职业匹配度的预期。
31岁的周放原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媒介策划,疫情爆发后决定回老家长沙。她面试过一家广告公司的新媒体策划岗位,和面试官聊了足足两个小时。为了展示自己的竞争优势,她特地分享了在北京利用抖音做过的车展项目,涉及到VR全景看车和创意短视频。
面试结束,面试官直接告诉她,公司不需要她在北京工作用过的传播理念和创意,目前公司品牌传播,只需要做公众号。“没想到,这家公司理解的新媒体营销,还停留在公众号时期。”她对所面试的公司有点失望。
“工作内容又回到刚毕业时做的事”,她对我们说,这让她觉得,在北京的四年职场经历,像被时光偷走了。最后,她放弃了这家广告公司的offer,去了一家做海外业务的效果广告公司。这是因为“效果广告更依靠系统和技术,城市之间理念的差距不大”,她表示。
回家乡找寻机会,并不意味着是“降维打击”。由于地方企业还在发展中,有的地方处于产业结构性不平衡状态,影响着求职者的状态。
邓刚以重庆的情况举例,一些当地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只得改行。如果基础性产业没有搭建好,挖来高薪人才,也不好消化。同时,当地也还没有能力去容纳更多的基础岗。
地方企业限于岗位的数量,本地只有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可以选择,当它们没有释放岗位时,一线城市回来的互联网人,就不得不面临转行的情况。
不同城市的公司发展阶段不同,求职者也只能选择接受。
刘彰对我们表示,他与多位从上海、杭州回来的中年互联网人交流,他们在求职中常面临的问题是,一线城市岗位更细化,在二三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,要兼顾的职能更多。以他所在的公司为例,运营岗位需要同时操盘用户、内容、社群、新媒体等多个工种,“如果综合能力不突出,回家适应起来也并不容易”,他说。
三、哪类人更适合回家
近年,互联网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布局在发生变化。
互联网公司在布局上,总部在一线城市的,愿意将业务拆分到中部地区。例如,长沙有新浪、映客直播等公司的分公司。武汉也有小红书、快手、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分公司。另外,长沙的芒果TV和武汉的斗鱼,更是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。
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布局上,根据《第一财经》数据,南京、武汉、成都等新一线城市,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6000多家。除此之外,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多的城市还有青岛、重庆、长沙、合肥、宁波。
当地也在用薪资吸引人才。据智联招聘《2022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(第四期)》报告显示,宁波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,人才需求量大,招聘需求不饱和,企业在通过高薪吸引人才。此外,重庆、太原、兰州、武汉和郑州等中西部城市的薪酬,增幅也相对较大。
邓刚对我们说,传统企业想升级产业互联网,在公司战略转型期间,需要配备一些数字化人才。“工资甚至可以做到比在一线城市高30%”,他说。
不过回到二三线,中年职场人需要面对的环境也依旧复杂。
一个是,也难摆脱企业更偏爱用年轻人的现象。刘彰说,以他所在的公司为例,公司每年校招的名额有几百个,算法岗招聘的硕士应届生,单薪资待遇就能达到2万+的月薪,对标北京、上海互联网大厂的福利待遇。
而公司社招开出的薪资,对标的则是本地人才市场,工龄在3-5年,才能达到2万以上。也就是说,中年互联网人回到家乡会和优秀应届毕业生的薪资相当。刘彰还补充,他所在的公司,“在人才组织战略上,会更加倾向于校招。”
另外,想要获得和一线城市同级别的薪资待遇,对求职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。
在产业升级中,地方企业释放的岗位,更加青睐能够为给企业带来变革的人。邓刚介绍,他们公司网络部的总监,在深圳工作两年后被挖掘回重庆负责一个部门。公司对他的要求是,重新梳理业务,建立网络渠道,给企业带来技术性变革。
“简单来说,对于人才的要求,是需要他利用自身的才能,马上为公司变现”,他说。
落到求职者的能力要求,刘彰表示,北上广很多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更加偏向C端,讲究创意和想法,回到二三线城市,进入高新技术企业,这类人才不占太大优势。据他观察,一些企业专注B端业务,中年互联网人进入这些企业,更考察其作为管理者的资源整合能力。
不过,一位目前在为创业公司做招聘咨询的猎头表示,从他近十年的招聘经验来看,能做到业务精通且具备整合资源能力的人,在北上广也能应对职场中年危机。
今年春招,有多位大厂部门总监向他咨询,他发现,即便是已经成为初级管理者,他们中一些人仍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“回来上班的人对公司965的工作节奏都比较满意。”刘彰说,但这不意味着,想要回来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。
*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名均为化名。